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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王演易詳解,文王演易與文王八卦

免费算命 易经占卜 2021-07-29 4 0

什麼是文王演易?“文王演易"到底是怎麼回事

如果說“伏羲畫卦”,至今還不能說是信史而是傳說的話,那麼,“文王演易”,則可以說是信史而非傳說了。

司馬遷(約公元前145—公元前90年),在《史記》中,關於“文王演易”的記載有多處,如在《史記•太史公自序》中稱:“昔西伯拘羑里,演周易;孔子厄陳蔡,作春秋;屈原放逐,著離騷;左丘失明,厥有國語;孫子臏腳,而論兵法;不韋遷蜀,世傳呂覽;韓非囚秦,說難、孤憤;詩三百篇,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。”“西伯”即周文王。在《史記•周本紀》中說:“西伯蓋即位五十年,其囚羑里,蓋益《易》之八卦為六十四卦。”在《史記•日者列傳》中,司馬遷又明確地說:“自伏莪作八卦,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,而天下治。”

從以上引文看,司馬遷在《史記》中,顯然是把“文王演易”即將八卦推演為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作為信史記載的。

據考證,周文王,姓姬名昌,生於公元前1213年,卒於公元前1117年,活了97歲。他在位時,廣施仁徳,禮賢下士,使其所管轄地區“周”日趨富強。在他82歲時,由於崇侯虎向紂王進讒言:“積善累德,諸侯皆鄉之,將不利於帝。”(《史記•周本紀》)意思是說他盡做善事,威望很髙,將來要威脅帝王的安全,因而被商紂王囚禁在羑里。

羑里位於現在的湯陰縣城北4公里、安陽市南15公里,地處羑、湯兩河之間,是我國歷史上自有文字記載以來的第一座國家監獄。

關於姬昌在羑里坐牢的情況,《史記》記載不詳,而根據其他相關記載和傳說,姬昌在羑里監獄被閃禁了長達七年之久,期間受到種種慘無人道的折磨和凌辱。紂王甚至將其長姬考(即“伯邑考”,“伯”是長子的意思,“邑”是封地或官名)殺害后做成肉餅(一說作成肉羹)讓他吃。姬昌忍辱負車:,在痛苦而漫長的囚禁生活中,表面上借擺弄莕草來消磨時光,而實際上則志在韜光養晦:借用占筮,一方面用來迷惑、麻痹監管人員,掩飾其內心早就立下的滅紂的銳志;一方面慢慢思考滅紂的策略。後世的孔子將《周易》視為周文王的“諱而避咎”之作,是符合史實的。我認為“諱而避咎”,跟我們常說的“韜光養晦”意思相近。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,周文王最終將伏羲八卦推演成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,並將伏羲八卦的方位加以改造。

根據《史記》的記載,以及《周易》一書的成書過程來看,所謂“文王演易”就是指周文王完成了將伏羲八卦推演為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,而並非指寫作《周易》。

但是,世人卻每每將“文王演易”理解為“文王寫作《周易》”。

這是一種誤解,是違背史實的誤解。

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誤解呢?

這與對司馬遷關於“昔西伯拘羑里,演周易;孔子厄陳蔡,作春秋;屈原放逐,著離騷;左丘失明,厥有國語;孫子臏腳,而論兵法;不韋遷蜀,世傳呂覽;韓非囚秦,說難、孤憤;詩三百篇,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”一段文字的理解有關。

在《史記•報任安書》中,司馬遷對於上述一段文字作了提煉,這樣寫道:

“蓋西伯拘而演周易;仲尼厄而作春秋;屈原放逐,乃賦離騷;左丘失明,厥有國語;孫子臏腳,兵法修列;不韋遷蜀,世傳呂覽;韓非囚秦,說難、孤憤。詩三百篇,大氐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。”

後人將“西伯”改成“文王”,並將“昔”字去掉,將“大氐”改為司馬遷在《自序》中用過的“大抵”,加上書名號,於是這段文字就成為現在看到的樣子:

“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;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乃賦《離騷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國語》;孫子臏腳,《兵法》修列;不韋遷蜀,世傳《呂覽》;韓非囚秦,《說難》、《孤憤》。《詩》三百篇,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。” 

這段文字,長期以來,成為鼓勵身處逆境的人們奮發著述的經典名句。

但是,在對於這段文字的理解上,卻一直存在歧義,而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把“演周易”理解為“作《周易》”。

在古文向無標點符號的背景下,也許不易看出人們對於這段文字的誤解,而一但加上標點符號后,問題就顯現出來了。

眾所周知,《周易》包括《易經》和《易傳》兩部分。《易傳》一般認為是孔子及其弟子和傳:弟子所作,周文王沒有、也不可能看到《易傳》,至於《易經》,至少其中的多半卦爻辭,也是在周文王之後才完成的,周文王本人也同樣不可能看到。

因此,就整體而言,《周易》並非文王所作,文王也根本不可能見到《周易》。所以,不但把周文王“演周易”理解為作《周易》大錯,違背《周易》成書的史實,就楚理解為推演《周易》也不準確。

試想:周文王怎麼可能對他生前根本未能見到的《周易》,進行推演呢?

那麼,司馬遷為什麼至少在上述兩處引文中,都稱文王“演周易”呢?到底該怎麼理解司馬遷的原話、原意呢?

我認為,司馬遷是在籠而統之的意義上這樣講的。

司馬遷所處的漢武帝時代,包括《易經》和《易傳》兩部分在內的《周易》早已問世,而且是《五經》中惟一倖免於秦火,得以薪火相傳的一本。對當時的史料、文獻等等都比較了解的司馬遷,自然知曉《易傳》是文王逝世以後多年才完成的著作,自然知曉《易經》的卦爻辭,大部分也並非文王所作,而是周公及其門人所作,甚至孔子及其弟子也參与了創作。就是說,文王在世時,不但《易傳》還沒有產生,就是《易經》,也還沒有最終完成。

周文王在《周易》這本書上所做的工作,概括地說主要有三個方面:一是在前人的基礎上,完成了由八卦到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的推演;二是將伏羲八卦的方位加以改造,即由“伏羲八卦”(也稱“先天八卦”)改造成“文王八卦”(也稱“后夭八卦”);三是,創作了部分卦、爻辭。

實際上,周文王只是《周易》之《易經》部分的首創者,而非完成者。從《易經》作為《周易》之主幹部分的意義上來理解,也可以說周文王是《周易》的初創者。所以,我認為司馬遷也只是在這樣的意義,說“西伯演周易”的。

就是說,司馬遷在此只是泛泛而談,而不是嚴格論證。嚴格地說,司馬遷所說的周文王“演周易”的“周易”,並非現在我們所看到的《周易》。

說司馬遷在此只是泛泛而談,從這段話的內容並沒有嚴格按照年代先後來安排,也可窺見一斑。按照年代先後,左丘生活在春秋時期,比屈原要早許多年,孫臏雖然大約與屈原同時生活在戰國時期,但也稍早於屈原。所以,“屈原放逐,乃賦《離騷》”,理應放在“孫子臏腳,《兵法》修列”之後,而且這樣安排,即使按照文法、韻味講,也絲毫並不比現在看到的原文遜色。可是,司馬遷卻沒有這樣做,這是為什麼呢?難道司馬遷不知道屈原活動的年代比左丘明晚很多,比孫臏也稍晚嗎?從《史記》的內容尤其是從《列傳》的內容看,顯然不是。

那麼,司馬遷為什麼沒有按照歷史年代來寫這段文字呢?

我認為,無論是在《自序》還是在《報任安書》中,司馬遷的這段文字,都非同一般,即不是一般地記述,而是帶有強烈的個人感情色彩的傾訴,其中充滿了憤懣、羞愧等等極其凄楚而哀婉的複雜之情。

“發奮為作”,是這段話的點睛之筆,是司馬遷從文王、孔子、左丘、孫臏、屈原等等的坎坷人生歷程和“奮發為作”中,所得出的重要人生啟悟,是他為了實現父親遺願、完成《史記》而自請宮刑,所切身體悟到的人生箴言,也是他向朋友、向世人所傾吐的肺腑之言。

作為恪守良知和操守的文人,尤其是秉筆直書的太史公,司馬遷在李陵被匈奴俘獲而不得不投降的事件上,應漢武帝的召見,仗義執言,實話實說,本是出於天性和職分,也是想寬慰為李陵亊件而震怒的漢武帝。然而,亊與願違,卻不幸因此而觸犯了唯我獨尊的龍顏,被判死刑。此亊發生在公元前99年,司馬遷當時47歲。在生死關頭,司馬遷記掛着草創的《太史公書》即《史記》尚未完稿,想到他所熟悉的那些忍辱負重“奮發為作”的前賢,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,對人生的價值有了更深的洞悉,產生“人固有-•死”,“或重於泰山,或輕於鴻毛”的深刻體悟,因而決心效法前賢,為完成《史記》而毅然選擇了“隱忍苟活”、“自請宮刑”。

這樣,“發奮為作”就成為他感同身受、身體力行的座右銘。

由於宮刑是當時最下等、最讓人恥笑的刑罰,所以,司馬遷為此所承受的世俗和心理壓力,所遭受的情感煎熬,是十分沉痛的。正如他在8年後即公元前91年完成《史記》后,在《報任安書》中所傾訴的:“是以腸一口而九回,居則忽忽若有所亡,出則不知其所往。每念斯恥,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!”從這杜鵑啼血般的言辭中,不難看出,宮刑之辱給司馬遷帶來的磨難,絲毫不亞於文王、仲尼、屈原和孫臏等所遭遇的“拘”、“厄”、“逐”、“臏”等等苦難。要不是為了完成父親的遺願,要不是為了把《太史公書》寫成,他是絕不會選擇“隱忍苟活”的!完成《太史公書》,是他“隱忍苟活”的唯一精神支柱。為此,奇恥大辱所帶給他的強大壓力,轉化成了巨大動力,支撐着他“奮發為作”,度過長達8年近3000個煉獄般的日日夜夜,終於了卻這樁心愿。他為此而欣慰,感到抵償了“宮刑”所帶給他的屈辱,縱然是千萬次地被殺戮,也沒有什麼可後悔的了!正如他在《報任安書》中向好友任安所傾吐的:“則仆償前辱之責,雖萬被戮,豈有悔哉!”

可以想見,司馬遷在寫這段文字時,內心的感同身受之情,是何等的強烈,何等的激蕩胸膛,絞殺心腸!

正因為這段文字乃是司馬遷內心情感的自然流瀉,所以,司馬遷才沒有嚴格按照年代先後來寫。

總之,司馬遷的這段文字,重在抒發自己的內心感受和真情實感,而非嚴格論證。司馬遷所說的“西伯演周易”只是泛泛而談。他所說的“周易”,並非現在我們所看到的《周易》,而是《易經》,並且只是《易經》的一部分。

在周文王於監獄中韜光養晦的同時,他的幕僚也一直在用美色、寶馬、奇珍異寶等等通過賄賂紂王及其親信來營救他。89歲的姬昌被紂王赦免,還“賜之弓矢斧鉞,使西伯得征伐”,並告訴他,“譖西伯者,崇侯虎也”(《史記•周本紀》)。說明姬昌借占筮時韜光養晦的計謀起了作用。姬昌出獄后又主動向紂王獻出洛西之地,請求免除炮烙酷刑。“炮烙”,也叫“炮格”(見《史記•殷本紀》:“紂乃重刑辟,有炮格之法。”),具體的行刑過程有兩種說法:一說是用炭火燒熱銅柱,令犯人在銅柱上爬行,犯人被灼燙得墮入火中而死;一說是在澆鑄而成的銅格下燒炭,令犯人在格上行走,犯人被灼燙得墮入火中致死。不管哪種說法,都能看出這種刑法是很殘酷的。姬昌不惜獻地而請求商紂王免除這種酷刑,因而深得民心,威望大增,得任“西伯”即西方諸侯之長。這就是“西伯”這個稱號的由來。

由於商紂王的殘暴、奢靡,使得商王朝政亊日非,內部矛盾加劇,而姬呂則繼承和發揚祖上的傳統,躬行仁義,和諧萬邦,善於化解諸侯之間的矛盾,使得歸附於周的諸侯國逐漸增多。姬呂還求賢若渴,招賢納土,畢恭畢敬地拜隱居在渭河之濱借垂釣以待明主的姜子牙為軍師。在姜子牙的輔佐下,姬昌開始實施其滅紂的計劃。首要的是先鞏閡壯大自己。在大力發展農業生產,促使經濟富足的同時,他倡導篤仁、敬老、慈少、禮賢下士的社會風氣,使其領地的社會經濟得以發展,使周所在的西北方得到鞏固。在鞏固壯大自己的基礎上,姬昌又向東發展,滅掉在紂王面前誣陷他的崇侯虎(崇國),將國都自岐邑遷都於豐。然後帶領兒子姬發,繼續向東擴張。於公元前1117年染病身故后,由姬發即周武王承繼其滅紂的大業。姬昌在位約50年,到其晚年,周的勢力已非常強盛,所謂“三分天下有其二”,商朝的大部分國土已經歸屬於周了。周武王姬發實際上是在其父所奠定的堅實基業之基礎上,完成伐紂滅商之偉業的。但是,姬昌終生並沒有稱王。“文王”這個稱號,是他的兒了•周武王伐紂滅商取得天下后,才追封給他的。

對於“文王演易”之事,至今眾說紛紜,主要是由於對相關史料的搜集和理解不同,再加上相關的傳說中帶有神話、虛妄等成分所致。我在這裏權且談談個人的看法。

我認為,即使撇開那些帶有神話和虛妄敷衍之辭的傳說不談,單憑《史記》的記載,“文王演易”並最終完成將八卦推演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一亊,就理應得到肯定。

我在前面講了,所謂周文王在“演易”方面的主要頁獻有三:一是完成了由八卦到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的推演;二是將伏羲八卦即“先天八卦”的方位改造成“文王八卦”即“後天八卦”;三是,創作了部分卦、爻辭。

在這個過程中,周文王肯定借鑒、汲取了前人的相關成果。因為在他之前,至少在殷商,就已經開始了從八卦到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的推演和卦、爻辭的創作。這在已經出土的殷商甲骨文等相關卜辭中,在近些年重新發現的《歸藏易》的殘留文字中,均已經得到證實。尤其是卦、爻辭的創作,更是經歷了從符號到符號文字,再到文字,並且經過逐步推敲和洗鍊的漫長衍變歷程。到周文王時,這個過程也並未結束,一直到他的兒子姬旦(周公)、孔子及其弟子等,才攝終完成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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